三里河橋 一個皇族興衰的見證者

□ 趙新春

       近日，確山縣三里河街道辦事處馬莊社區(qū)北三里店組出土了一塊明代建橋功德碑。這塊長2.7米、寬90多公分、重5噸左右的明代石碑，讓三里河橋與汝寧崇王府那段沉寂的歷史再度走入人們的視野。

       一

據(jù)李景堂、張縉璜編修的《確山縣志》記載：“三里河在縣城北三里，發(fā)源于西二保二王坡一帶之山，碾盤溝、張溝、孫溝、石龍山等處……至吳桂橋以南入汝境之陶河。”經(jīng)過三里店的河段稱三里河，其下游稱余子河，最后匯入溱頭河，由汝河入淮。三里河橋就建在確山縣城以北三里的三里店三里河上。

據(jù)明朝嘉靖丙戌科進(jìn)士、官至兵科給事中的確山人張守約寫的《建修三里河橋與玄帝廟碑文》記載：“這里先是未有橋。”直到這塊功德碑記載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內(nèi)相王公大用請于王，大輸內(nèi)帑，公亦捐俸金，吾確之人咸鼓舞好義而樂有施也。”這里才建修起了第一座橋——三里河橋，時稱利涉橋。

張守約說的“內(nèi)相王公大用請于王”的王就是汝寧府崇王，當(dāng)時在位的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襲封的第四代崇王朱載境。朱載境是崇恭王朱厚燿的嫡長子，在位18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去世，像前三代崇王一樣，也葬在了確山縣南的盤龍山上。有意思的是，這位崇王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曾組織刻印了宋朝“包青天”包拯的《孝肅包公奏議集》，也算是個文藝青年。

汝寧府第一代崇王朱見澤，是在土木堡之變被瓦剌俘虜?shù)拿饔⒆谥炱铈?zhèn)的第六個兒子，生于朱祁鎮(zhèn)作為太上皇被囚禁南宮的景泰六年（1455年），是明憲宗朱見深的同母弟。正是這一特殊的原因，朱見澤被厚見親愛。據(jù)乾隆許菼《鹿邑縣志》記載：“在朱祁鎮(zhèn)復(fù)辟后的成化二年（1466年），河南圈占鹿邑、柘城兩縣相連民地共七百七十一頃為汝寧府崇藩膳田，其中在鹿邑有原額地四百頃，在柘城有原額地三百七十一頃。”《明史》記載：“成化十年（1474年）朱見澤就藩汝寧府時，賜地二千五百余頃。憲宗朝除賜崇王兩淮存積鹽一千引，又兩次賜土地二千五百余頃。到弘治十三年（1500年），崇王又奏討河南歸德州等處黃河退灘地二十余里。”以致于正德元年（1506年），戶部尚書韓文奏折中說，崇府所受賜田，濫于常例。何顯祖《汝寧府志》統(tǒng)計：“到明末，崇王府在今天駐馬店各縣區(qū)的占地包括新收更名原額地（即廢藩地畝）并山場、湖園大小共地六千一百五十九頃一十八畝七分一厘八毫六絲。”金鎮(zhèn)《汝寧府志》說：“當(dāng)時崇王府的土地，除駐馬店本地縣外，還包括柘城、鹿邑、永城、寧陵、陳州、商水、項城七莊，共地二千六百八十頃九十畝。”

近年來的文物市場上，曾流通過一種專門供給崇王府的銀錠——汝寧府民校銀。銀錠銘文為“汝寧府西平縣四十三年民校銀十二兩正”，是萬歷四十三年西平縣征收的供應(yīng)給崇王親王府或崇王系各郡王府的民校差役銀。

據(jù)《明史》記載，明朝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和他們的后裔由國家供給的年俸標(biāo)準(zhǔn)是：親王祿米一萬石，郡王兩千石，鎮(zhèn)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而這些并不包括他們占有土地的產(chǎn)出和征銀。因此，這些藩王大量圈占、囤積土地和征收專用銀兩，對當(dāng)?shù)毓俑屠习傩諄碚f，確實(shí)是一個沉重的負(fù)擔(dān)。嘉靖辛卯科舉人、真陽縣（今正陽縣）人何麟在《真陽縣志》里論及崇王莊屯時曾說：“此皆崇府之莊屯也，其地約有千頃。真陽之封疆雖有百里，然此莊屯皆在封略之內(nèi)，然則真陽地寡可知矣。地既寡，其民有不貧亦乎！”

從第一代崇王朱見澤就藩汝寧府，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陷汝寧，掠走崇王朱由樻及其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崇王在汝寧前后存在168年，加上此后短暫存在的最后一任崇王朱慈爚，共傳七代。在此之前，汝寧崇王府曾經(jīng)參修過位于平輿楊埠洪河上的治平橋（嘉靖三年，崇王禮官張宗道捐修）和汝南城南10公里溱頭河上的溱濟(jì)橋（始建于元至正六年，萬歷三十年崇府重修）。這些橋都建在大河之上，那么小小的三里河又是怎樣進(jìn)入貴為皇族崇王的法眼的呢？

        二

對于明代藩王，顧炎武曾有這樣的評價：“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shí)為棄物。”這些占有大量土地資源，待遇優(yōu)渥的明朝藩王其實(shí)就是一群不勞而獲的“寄生蟲”。有人曾恢諧地稱這些藩王的任務(wù)就是拼命地繁衍后代、占土地。明朝一位藩王由于孩子太多，甚至鬧出“同父兄弟之間竟不能盡識”的笑話。為了養(yǎng)活自己龐大的家族，這些除了擁有皇帝賜予的土地，私下還會千方百計圈占老百姓的土地。

三里河與汝寧崇王府發(fā)生關(guān)系，就是從崇王在確山大占山場開始的。金鎮(zhèn)《汝寧府志·食貨·藩莊》統(tǒng)計：“崇王在確山共有小畝地并山場地三百五十二頃……原額山場八段，地一頃六十一畝……又查出隱占山場三百二十一段。”所謂“隱占”其實(shí)就是未經(jīng)朝廷和官府允許的私自占有，其數(shù)量遠(yuǎn)大于朝廷賜予的山場數(shù)（原額山場）。

關(guān)于崇王修建三里河橋的原因，張守約在《建修三里河橋與玄帝廟碑文》里說：“蓋確山之南有崇簡王之墓，而橋當(dāng)汝淮二水之沖，非橋則風(fēng)雨晦冥崩騰澎湃，遣祀者恒病涉之。”《汝寧府志》、《確山縣志》記載，汝寧崇簡王、靖王、恭王、莊王、昭王死后都葬在了確山南的盤龍山上，說去祭祀者行路不方便的確能說得通，但張守約在不長的碑文里，用大量的篇幅去申明崇府修橋之孝，卻多少有些“此地?zé)o銀三百兩”的嫌疑。

三里河位于當(dāng)時汝南到確山的主干道上，河流不大，古有渡口，但遇到暴雨等惡劣天氣，過河確實(shí)是件難事，對于時常到確山公干或祭祀崇王墓的崇王和崇王府官員來說相當(dāng)麻煩。因此，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崇府內(nèi)相王大用上報崇王，并自己帶頭捐俸，修建三里河橋，這也得到了確山當(dāng)?shù)厝说闹С?，即張守約說的“吾確之人咸鼓舞好義而樂有施也”。

三里河橋建成時取自《易經(jīng)》的“利涉大川”，命名利涉橋。隨橋一起，在橋的南北兩頭當(dāng)時還建有兩座牌坊。到民國二十年《確山縣志》修志時，橋北刻有“利涉橋”三個字的牌坊還在。

這次發(fā)現(xiàn)的明朝修橋功德碑，詳細(xì)記錄了當(dāng)時三里河石橋修建經(jīng)過，有捐款人姓名，也有捐款金額。據(jù)當(dāng)?shù)卮迕裰v，這塊碑原來在一座廟里，至于廟是何廟，他也不太清楚。關(guān)于橋邊石碑、牌坊和廟被毀的時間，當(dāng)?shù)厝擞姓f是在文革，有說是更早，一時間并沒有一致答案。但出土的石碑被人砸過，則是“破四舊”留下的印記。

村民口中的廟是隨橋一起修建的玄帝廟，后來改稱永安宮。玄帝又稱真武大帝，傳說在燕王朱棣發(fā)動“靖難之變”中，真武大帝多次顯靈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下詔封真武為“北極鎮(zhèn)天真武玄天上帝”，這也讓對真武大帝的崇拜在明代達(dá)到了鼎盛。在汝寧府城東北隅，明憲宗朱見深曾為弟弟崇王朱見澤創(chuàng)建過一座真武廟，并專門賜寫碑文。出于對真武大帝的崇拜，三里河橋建成后，因橋“西北隅地較低漫，王公復(fù)請于王，祀于斯焉”，就在這里建了玄帝廟。

有坊、有橋、有廟，三里河利涉橋在文人的眼里也算得上一處美景。在《確山舊志》里這為確山八景之一，即利涉春漲。周之珊的《確山縣志》有畫有詩，展現(xiàn)了該處勝景：“利涉橋邊古渡頭，云光波影靜悠悠。柳堤兩岸拍天涌，桃浪三春驀地流。千壑奔騰飛白雪，百泉滾沸驚沙鷗。我來愜意賞名勝，髣髴浮槎萬里游。”

時過境遷，當(dāng)年的利涉橋早已不復(fù)存在，而從周之珊《確山縣志》繪制的《利涉春漲》畫面里可以看出，利涉橋是一座三孔橋，在橋西北隅的玄武廟里矗立的不僅有新近發(fā)現(xiàn)的功德碑，還應(yīng)該有另外兩座石碑。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陷汝寧，被劫掠而去的崇王朱由樻和他的家人正是由三里河上的利涉橋去了泌陽，來而無返，連尸骨都不知道扔在哪里。弘光元年二月（1645年），朱由樻的兒子朱慈爚襲封崇王，這也是明朝汝寧府第七代崇王。亂世之秋，這位末代崇王走在他祖先曾走過的由經(jīng)三里河橋而過的汝寧通往確山的路上，在位于今天汝南縣韓莊鄉(xiāng)的清涼寺里，親筆為寺門題寫匾額“永壽禪寺”，并將其刻于石上。我們無法感知他當(dāng)時的心境，而次年六月（1646年），清兵攻入汝寧，他也被殺，汝寧崇王府至此也走進(jìn)了歷史。

    今天，韓莊清涼寺“永壽禪寺”殘匾尚在，三里河橋功德碑又重見天日。作為文物，他們是崇王府興衰歷史的見證；作為歷史，他們讓我們看到了人類社會大浪淘沙的延進(jì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