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國真曾有詩入選中學教材

　　關鍵詞：詩人汪國真

　　◎唐山

　　我微笑著走向生活，

　　無論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

　　報我以平坦嗎？

　　我是一條歡樂奔流的小河。

　　報我以崎嶇嗎？

　　我是一座大山莊嚴地思索！

　　報我以幸福嗎？

　　我是一只凌空飛翔的燕子。

　　報我以不幸嗎？

　　我是一根勁竹經得起千擊萬磨！

　　生活里不能沒有笑聲，

　　沒有笑聲的世界該是多么寂寞。

　　什么也改變不了我對生活的熱愛，

　　我微笑著走向火熱的生活！

　　（汪國真《我微笑著走向生活》）

　　這首詩，曾被選入中學教材，說它代表了汪國真的創(chuàng)作特色，應不為過。詩中有一個比較大的BUG，通篇寫的是“微笑”，可倒數第二段卻變成了“笑聲”，而微笑是無聲的，此處有不通之嫌。但創(chuàng)作者、編輯者、終審者，包括任課老師，恐怕誰也沒注意這個問題。因為，現(xiàn)代人對詩的理解方式發(fā)生了改變。

　　一般來說，我們會這樣來看這首詩：首先，它主題不錯，鼓勵積極面對人生；其次，表達較自然，小河、燕子、大山、竹子等被一一點名；其三，有警句，比如“生活里不能沒有笑聲/沒有笑聲的世界該是多么寂寞”；最后，采用一問一答結構，較有特色。

　　經過中學語文教育，我們都已變成熟練的解剖師，一看到文本，便自動將其分解為：主題、結構、文筆、細節(jié)……然后便沿著“主題＞結構＞文筆＞框架”的序列“欣賞”起來。目之所見，皆為死尸，看到活物，反而立刻大聲叫嚷：看不懂、故弄玄虛、故意遠離老百姓……

　　沿著解剖式閱讀的思路，“微笑”與“笑聲”便成了最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幾乎可以無視。這與幾千年來中國人的詩歌傳統(tǒng)頗有沖突。宋代王祈曾寫過一首《竹詩》，中有“葉攢千口劍，莖聳萬條槍”句，蘇東坡立刻反詰：如此說來，十根竹子才有一片葉？并諷刺道“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

　　現(xiàn)代人恐怕很難理解蘇東坡的尖刻，大不了改成“葉攢萬口劍，莖聳百條槍”不就行了？這對詩歌的主題、結構能產生多大影響呢？何必不依不饒？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懂得古人是“自下而上”寫詩的，先練字，后寫句，然后才成詩，句上已顯荒謬，成篇何須再論？正如練書法，能寫好點橫，再談間架，至于寫整幅，暫時想都不能去想。

　　古人當然也講布局謀篇，但功力不到便體會不出其中妙處，故絕不能以此為入手，否則易走向重復、呆板。現(xiàn)代人不乏能寫古文、古詩的高手，可作品一多，馬腳畢現(xiàn)，用字、用句總是那么幾種，只好為求變而求變，成了死美人。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看似一念之差，其實相隔懸遠。

　　自下而上，需不斷仰望，不斷將新的材料融入到自身原有的體系中，經此磨煉，格局才能越來越大，終于融會貫通。而自上而下，則語言、結構、韻律等都成手段，充分役使它們即可，無需有所敬畏。

　　古人喝一杯水，往往將杯子制作得極為華美，這杯子可能幾代傳承下去，從而超越了“解渴”的層面。而現(xiàn)代人喝一杯水，會用一次性杯子，滿足“解渴”功能后，杯子被隨手丟棄。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意正是那只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盛放內容的容器，也可以將它看成是詩本身。

　　古詩之美，在于字句雕琢，而在現(xiàn)代人眼中，這些皆屬累贅，我們要的是“內容”，而非“形式”，有了“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式的驚悚，怎么寫反而無所謂了。這就是為什么，今天臧否一首詩，還要動用深刻、膚淺、主流、媚俗、崇高等等大詞，仿佛詩歌并不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并沒長在我們的靈魂中。

　　可問題是：如果形式可有可無，那么，表達崇高只需一首詩不就夠了？后來的人何必再寫呢？

　　這就像吃飯，如果我們以它為享受，就會希望餐館越來越多，各有風格，如果我們以它為提供營養(yǎng)的渠道，則只需其產品質量穩(wěn)定統(tǒng)一，進入其中任何一家連鎖，我們得到的都是相同的滋味、等質的服務。

　　事實證明，我們是可以被馴化的，我們可以常年只吃幾種食物，只要外部世界足夠標準，我們真的會把自己變成流水線的末端。我們珍視的那些東西，根本沒有那么倔強。

　　1931年前，圣誕老人還是能穿各種顏色的服裝的，可在今天，紅色才是標配，商業(yè)悄悄地涂改了歷史與集體記憶。中國家長往往詫異于孩子為何對洋快餐如此接受，卻忽略了快餐店的信息早已侵入他們的世界，每隔幾分鐘，廣告、地標建筑、公關、口碑等就會提醒他們一次。事實上，我們已被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信息所塑造、所耕耘。

　　為什么喜歡汪國真詩的人這么多？有人認為他是青春期的領路人；有人認為他是普及者，將文學之美帶給了普通人；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更有市場效應……所有這些回答都失于簡單，汪國真的成功，不完全是文學事件，它也是社會事件，換言之：先有社會汪國真化，后有汪國真廣受追捧。

　　汪國真的崛起，離不開三個條件。

　　首先，“自上而下”解剖式閱讀的普及。

　　在此思維方式下，“如何寫”不再重要，“寫什么”成了王道，正是因為從“欣賞寫作技巧”變成“欣賞主題”，這改變了傳統(tǒng)的“閱讀—寫作”的供給模式，因此派生出一片嶄新的市場。

　　其次，現(xiàn)代詩審美出現(xiàn)真空。

　　我們常常以為，讀者天然是懂詩的，人民掌握著最終的判斷權，這就忽略了通過教育、文化、宣傳等，會對公眾審美趣味產生深刻影響，得到大眾認可，只能說明契合了大眾當時的需求，這與詩藝未必密切相關。

　　1990年，當年人教版初中課本共選了55首詩，其中古詩44首，現(xiàn)代詩只有9首，而高中課本必修單元中，只有5首現(xiàn)代詩（其中2首還是外國詩人的作品）。閱讀量不足，判斷力自然會打折扣，誰更貼近、更容易拿來，就成了巨大的優(yōu)勢。汪國真最早被校園接受，絕非偶然。

　　其三，話題供給的禁忌。

　　2000年后，汪國真近20首詩先后被選入各地中學課本，除了知名度、作品易讀等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涉及的話題更“安全”。汪國真的詩充滿了中庸、自我克制的色彩。

　　歡樂的愛

　　那樣歡樂

　　哪怕往往少了點思索

　　痛苦的愛

　　盡管痛苦

　　卻常常多了些收獲

　　如果翻譯得直率一點，其實就是“滿足現(xiàn)狀吧，干啥都別出格”，寫了愛，卻不激動、不沉迷，將一切苦難都解釋成命中注定、是對人的歷練，則老師好講、考試好考、學生好背，這樣能滿足多用戶需求的產品，怎么可能不受到最多歡迎呢？

　　確實，“社會的汪國真化”會引導我們走向單向度社會，但這不是汪國真的責任，也不是他的詩造成的，而是源于曾經的封閉讓我們內心世界過分幼稚，源于消費主義對價值的剝蝕，它們二者合流，彼此激蕩，當“背向靈魂，只談風月”成為最大公約數，那么，我們又怎能過多地去責怪詩人？

沒有汪國真，還會有其他人，沉浸于他的詩中，因為我們只配欣賞它。

　　回到《我微笑著走向生活》，細推究起來，詩人提出的四個問題之間并無邏輯關聯(lián)，刪去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并不影響其完整度，它沒有層層遞進，也沒有真正的高潮，更不要說竹子經“千擊萬磨”，只能成為廢物，如此湊韻，未免有些呆板。

　　但，這些也許都不能算是問題。只有名廚才會注意菜品入鍋的前后順序，才會強調火候，而對于快餐店來說，只要把足夠多的硬料拼在一起即可，有幸福，有頑強，有大山，有燕子，這還不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