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鐘為誰而鳴

“酒后交通肇事、酒后尋釁滋事、酒后故意傷害、酒后殺人，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訓告訴我們，酒精危害的已經不單單是一個人的健康，更直接對我們的社會安全和諧穩(wěn)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駐馬店市驛城區(qū)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劉夢先無奈的說：“張立一案不是個案，我們看到的是一次次酒精造成的犯罪，一批批走進監(jiān)獄的人，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一顆顆悔恨交加的心。”

4月1日，由驛城區(qū)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張立一案經審理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張立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人民幣15萬元。等待張立的是漫長的鐵窗生涯，同時，巨額賠償也讓那個本來幸福美滿的家庭面臨崩潰，一場酒、一時的沖動的代價，真正的滋味，也許只有已身處獄中的張立清楚。

時間回到2009年9月5日晚，張立和幾個朋友一起喝酒后回到驛城區(qū)橡林辦事處張樓其奶奶家睡覺，正在休息時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一女租房戶回來放電動車，該租房戶正是本案被害人王曉靜，王曉靜怎么也沒想到一場血光之災將要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也許是心情不好，也許是酒精的作用，張立以影響其休息為由對王曉靜進行不堪入耳的辱罵，王曉靜也不甘示弱，接著兩人發(fā)生爭吵，爭吵中，被告人張立突然持匕首往王曉靜肚子上捅了一刀，接著他就像瘋了一樣，完全失控，朝被害人身上、頭上胡亂捅了起來，在被害人倒在地上后，其繼續(xù)往被害人身上亂捅，直至張立四叔張順將其摁倒，此時的王曉靜已經血肉模糊，張順隨即撥打了110和120。經診斷，被害人王曉靜胸腹部開放性銳器傷、腸破裂、右上肺裂傷、肌腱斷裂、全身多處銳器傷，王曉靜的傷情已構成重傷。

張立看著倒在血泊中的王曉靜發(fā)呆，自己和這個女人本來并無任何瓜葛，可為什么造成現在這樣的結果，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看守所和監(jiān)獄他有充分的時間去思考，他能想到是酒精害得他鋃鐺入獄、家徒四壁嗎？可即便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又能怎么樣呢？罪惡已經造成，剩下的只有真誠的贖罪。我們希望經過這一事件之后，張立會有一個健康的態(tài)度面對生活。

根據上海浦東新區(qū)檢察院提供的數據，2009年該院受理的因飲酒后實施的暴力犯罪案件比往年有所增加，酒后滋事案件共計128件229人，占到該院全年案件總數的9.4%、同期暴力犯罪案件總數的23.3%，其中酒后尋釁滋事案68件，酒后故意傷害案24件，酒后強奸案10件，酒后妨害公務案26件，共造成192人不同程度人身傷害，其中死亡7人。

毫無疑問，酒后容易誘發(fā)犯罪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僅是易誘發(fā)殺人、強奸、搶劫犯罪，還易誘發(fā)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盜竊等等犯罪，案例不勝枚舉，而酒后駕駛最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僅以酒后交通肇事為例，根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供的交通事故統(tǒng)計數據，酒后駕車交通違法行為近5年來平均每年導致交通事故1.09萬起，造成4054人死亡、1.16萬人受傷，平均每起酒后駕車交通事故造成0.37人死亡、1.06人受傷，即大約每3起事故就有1人死亡，事故嚴重程度位居各類交通事故首位，數以萬計的家庭因為交通事故而支離破碎。

我們要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讓犯罪的人受到法律的懲罰固然重要，可如何挽救那些眾多在犯罪邊緣的人更為迫切，可酒精卻成他們進一步走向犯罪的催化劑。

筆者認為，僅僅靠交警拿著測酒儀在馬路上查處酒后駕駛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首先應嚴格控制高度酒類的生產、銷售，同時大幅度提高市場酒精價格，讓酒精列入奢侈品消費行列，增收高額增消費稅。同時使用一些既特色又有實效的宣傳教育方法。例如，北京市石景山交通支隊對酒后駕車司機采取了“牽連教育”，要求酒后駕車的司機到交管部門接受處罰時，必須帶上配偶或單位領導，共同接受教育；馬來西亞把男性酒后開車者與其妻子一起拘留，并令其妻教育自己的丈夫；澳大利亞對醉酒駕駛人則除了判刑外，還要把駕駛人的姓名登在報紙上的“酒醉與入獄”大標題下示眾等等，均起到了較好的宣傳教育效果。進一步加強酒精相關立法，提高處罰力度，根據國外經驗可以考慮增設“酒后駕車罪”，同時提高交通肇事罪的刑罰等級；在現有法律基礎上，應從重從嚴進行處罰，取處罰的上限，以增加對酒后駕車交通違法的震懾作用；明確同乘者、同餐者等與酒后駕車有關人員的職責，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罰和教育；對明知駕駛人酒后駕車，不制止、不勸阻、不舉報的同車乘客和同餐勸酒而又沒有阻止被勸酒者酒后駕車的人，也應進行相應的處罰或教育。一些發(fā)達國家對此已有相應的規(guī)定，如日本對于同乘并提供酒類和車輛者，其處罰標準與駕駛者等同，實現酒后駕車的有效監(jiān)督和查處。不斷提高群眾的自身素質和修養(yǎng)，引導廣大群眾開展一些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在廣大群眾中要廣泛開展好家庭評比、樹新風活動。革除陋習，崇尚正氣，借以提高群眾的道德修養(yǎng)。群眾的物質生活在不斷改善和提高，但精神生活卻顯得日益失衡，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文體設施的投入，多組織一些有益的文體活動。特別是在農村，要把農民群眾從酒桌、麻桌上引導過來，不斷豐富他們的業(yè)余文化生活。最關鍵的是我們政府要有解決該問題的決心和勇氣。絕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不及時采取更為有效的措施，也許下一個走進監(jiān)獄的就是自己的親人或朋友。

（楊糧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