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典籍雕板被韓申遺

　　介紹儀式典禮的古籍《安陵世典》（年代不詳）。（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朱熹與呂祖謙合著的《近思錄》（1794）。（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李退溪的《圣書十圖》（1681）。（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排字禮部韻略》（1460）。（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李退溪的《圣書十圖》（1681）。（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介紹儀式典禮的古籍《安陵世典》（年代不詳）。（圖片來源：韓國朝鮮研究高級中心網站）

　　新華網北京10月10日電 據(jù)新華社“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在阿聯(lián)酋阿布扎比舉行的第12次會議為《世界記憶名錄》新增了47個項目，除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被收入外，韓國申報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也成了“世界記憶”。

　　申報了什么

　　韓國這次申報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是朝鮮李氏王朝（1392-1910）時期一系列儒家學說相關作品的雕版印刷用木刻板。這批木刻板屬于718部書籍和文獻，總計64226塊，全部為手工雕刻。

　　718部書籍和文獻創(chuàng)作于1460年至1956年，包括583部儒學家的作品和著作、52本新儒家學說著作、32部與儒家學者相關的宗譜年譜、19部與儒家相關的儀式研究、18部儒學史書、7部訓蒙書、7部地理志及其他相關書籍。

　　在這些文獻典籍中，時間最早的是1460年出版的漢語韻書《排字禮部韻略》，這部書屬于創(chuàng)作詩詞歌賦時的音韻辭典，是當時參加科考的學子的必備參考書，因此在書名中出現(xiàn)了“禮部”的字樣。

　　這些木刻板的收藏者為305個家族和儒教研究機構，包括儒文化博物館等。受他們委托，朝鮮研究高級中心2014年將這些木刻板打包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并由韓國文化遺產管理局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起“世界記憶”申報。

　　新華國際客戶端發(fā)現(xiàn)，這些古籍中不僅包括朝鮮李氏王朝時期儒學家的著作，例如李朝時期朱子學大師李退溪的朱熹理學選集《朱子書節(jié)要》（1743）、《圣學十圖》（1681）等，也包括一些原汁原味的中國儒教經典，例如朱熹和呂祖謙合著的《近思錄》（1794）。

　　憑什么申報

　　韓方在申報這些儒教典籍木刻板時，從多方面進行闡述。首先，韓方作出“保真”承諾。申報材料說，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全部為“真實原件”，這些木刻板在原作者家族代代相傳，少則60年，多則550年，有序傳承確保了文物的真實性。

　　其次，用這些木刻板雕版印刷的書籍都有史可查，有些在古籍目錄中有所記載，有些則被編入王室冊錄。換句話說，這些古籍的身份有官方依據(jù)。

　　再有，韓方說，大多數(shù)木刻板都是在朝鮮半島雕制完成，地點主要在今天韓國的慶尚北道。慶尚北道在歷史上以出版書籍著稱，被稱作是朝鮮的“文獻庫”。

　　另外，申報的所有木刻板都為孤本，后世再未復刻。它們不僅在古代發(fā)揮了批量印刷、有效傳播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仍可繼續(xù)投入使用，繼續(xù)傳承其傳播價值。

　　申報的意義

　　韓方認為，這些木刻板是文本傳媒技術的典型，內容涉及廣泛，包括文學、政治、經濟、哲學、人際關系等，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儒學家開拓和傳播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的主要媒介，是構建儒文化圈的重要支柱。

　　而且，所有這些古籍的作者和編者在幾百年時間跨度中做到了在思想上溝通前人、啟發(fā)后人的作用，使朝鮮儒家思想得以有序傳承和發(fā)展。

　　新華國際客戶端了解到，韓方在申報材料中說，這些古籍木刻板中有一些已經遺失，有一些有破損，但正是這些遺失和破損，更應該喚醒一種意識，那就是保護這些古代經典的載體，讓它們得到更好傳承。

　　韓國方面目前正在建設一個專門網站，用以展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所有木刻板。

　　從韓方的申報材料看，很明顯，韓國這次申報《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重點不在雕版印刷這一技術，而在于儒教內容和思想通過這一技藝得以有效傳播和傳承。

　　一般認為，儒教在漢朝傳入朝鮮半島。在朝鮮三國時期，儒教思想和中國典章制度在朝鮮半島產生較大的影響。在統(tǒng)一新羅時代和高麗時期，儒教在朝鮮半島得到系統(tǒng)性發(fā)展，特別是高麗朝后期，隨著程朱理學的深入，儒教在朝鮮半島呈現(xiàn)大發(fā)展的態(tài)勢。在隨后的李氏朝鮮期間，儒教在朝鮮半島傳播迅猛，儒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理論創(chuàng)新，思想深邃，為如今韓國的儒教傳統(tǒng)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記者凌朔，編輯徐超，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